揭秘九一八：历时8个月由日本人发起李顿调查团有多能和稀泥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31年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中国政府之命，要求“国联”组织国际调查团，调查柳条湖事件的，目的是想借助“国联”力量抑制日军侵略，收复东北。
10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的占领基本实现，因而也不担心“国联”代表的“调查”了。
于是，日本代表芳泽先以个人名义，建议“国联”派遣调查团赴东北和整个中国进行调查，要求调查中日纠纷的背景，中国方面维持治安的能力，以及“排日”、日货的情形，以便为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辩解。
“国联”也感到在处理中日纠纷的两个多月中，日本根本无视“国联”要求撤兵的三次决议，不断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这使“国联”在全世界威信扫地。
鉴于上述情况，“国联”也想摆脱困境，挽回影响；同时，认为派调查团去中国，可能会起到阻止日军扩大侵略的作用。
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派遣国联远东调查团的决议案。调查团的“使命是调查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所形成的满洲问题，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
因为，日本宣称，由于中国的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
还规定调查团可将双方有争执之处写成调查报告，上报“国联”，但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无权建议两国政府直接交涉。这是“国联”对日本有意作出的让步。
1932年1月14日，“国联”通过调查团成员的名单。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资本主义大国组成。
2月3日，调查团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推选英国人李顿爵士任团长。李顿曾任印度孟买省长，一度代理印度总督。
美国的麦考易少将，曾任美驻菲律宾总督，还在与美国有关的国际委员会中任职；法国的克劳特将军，曾任驻越南法军司令官；德国的希尼博士，是殖民地问题专家，一度出任非洲行政长官，随之擢升为殖民部长；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曾任驻南美各国公使。
国联调查团成员不愿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东行，早日到达烽火弥漫的中国东北，偏要背道而驰，路经美国和日本。
2月3日，调查团离开日内瓦取道美国赴远东。29日，调查团抵东京，和日本当局晤谈。3月14日，抵达上海，随即与由外国驻沪领事组成的沪战调查委员会取得联系，并参观战场，了解情况。
26日抵南京。调查团在南京逗留期间，与中国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外交部长罗文斡等进行了晤谈。
4月1日，自南京乘江轮赴武汉，逆流而上，船沿江走了3天，欧美各国的成员白天照常办公，阅读有关文件，并交换意见。
日本陪查员吉田及其随员中的2名陆海军武官，每天用大部分时间坐在船头研究自带的长江地图。地图很详尽，连房屋和树木都尽在其中。而中国陪查员的多数随员则不分昼夜地在船上大打麻将。
国联调查团于4月4日抵武汉，8日过济南，9日经天津到达北平。在北平期间，分别与张学良和日本关东军代表晤谈，并筹备出关。
一路经秦皇岛出山海关；一路在秦皇岛乘中国海军驱逐舰，经葫芦岛前往大连。21日在沈阳会合，5月2日进长春，7日到吉林，9日抵哈尔滨。21日离哈，6月5日回到北平，为时一个半月。
调查团在北京饭店设立临时办事处，整理在东北获得的大量材料。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当局就草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事宜交换意见。
20日，由日本再返北平。10月2日，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日本东京和中国南京，同时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共272页，约74.4万多字。报告书的公布，标志着国联调查团历时8个月的调查活动的结束。
洋洋几十万言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下称《报告书》），共分10章，前8章是关于事实的叙述，后2章提出解决中、日纠纷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界人士称颂调查团曾尽力采取中立和公正态度，所拟《报告书》的结论，使中国在基本问题上得到实际的胜利。事实说明，这种对《报告书》的过分颂扬，是不合实际的，因之，是不恰当的。
第一，《报告书》指出：根据1922年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条文，确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
中国政府当地法律上之主权，亦从未发生疑问，在中日条约及协定国际条约均可证明，各国外交部之正式公牍上均可证明完美体育，…日本外务省之公牍亦然。”
“依据调查团所得各种确切之说明，则可知日方系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该项计划曾以敏捷准确之方法实行之。中国方面依照其所奉训令，并无进击日军，亦并无在特定时间及地点，危害日侨生命财产之计划。对于日本军队并未作一致进行或曾经许可之攻击。日方之进攻，及其事后之军事行为，实出中国方面意料之外”。由此可见，日军在九一八夜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
第三，《报告书》指出，许多人证、物证说明，“满洲国”的成立，如果没有日军在场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调查团收到农民、小职员、城市工人和学生所投寄的书信1500余件，“谓少数团体间或有拥护‘满洲国者，但‘一般华人均异其趋”。
调查团在满洲调查期间，“其所接触之各群民众之心理状态，最后下一结论”：“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华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报告书》由此得出结论，不能认为“满洲国”是“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
《报告书》肯定东北主权属于中国，指出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蓄谋已久，揭露伪满政权是日本的工具等，都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
第一，《报告书》一面肯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同时又把这次事变的起因归咎于中国。
强调：中国“近年来更欲计划减削日本在南满之势力。此种政策，使冲突益形扩大，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冲突达於顶点”。
“对于直接反对日本侨民之举动，与竟在损害日人利益”之抵货运动，“中国政府因未曾充分制止”而负有责任。
“河北山东各省之贫民，移殖于东三省者，以数百万计。日本则将其工业品及资本输入满洲，以换取食粮及原料。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吸诱并吸收如此巨额人民，若无中国农民及工人之源源而往，满洲亦不能如此迅速发展。”
日本与满洲之关系“其性质与程度均与各国不同。”“缅怀往事，记忆犹新。”“日本人民盖永久不忘日俄之战为反抗俄人侵略之自卫战争。生死存亡，关系匪浅。日俄之役，日本军人战死者10万人，战费至200万日元之巨。日本人民心目中以为如此巨大牺牲，不应无相当代价”。
它认为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不是解决中、日纠纷的适当办法，因为这是不适合现实的，维持和承认“满洲国”，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是违反“国联”盟约精神的，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是，在东北建立地方自治政权。
这个政权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兼顾苏联的权益。其地方治安由外国派宪警部队负责维持，中、日武装部队一律撤离东北，即实现东北非军事化。
并通过国际合作的方法，由各国襄助东北发展经济。建立顾问会议制度，由中、日两国代表和中立国观察员组成，其中日本人应占重要比例。外国顾问享有广泛的、经济、军事、外交大权。
中国中央政府“有管理一般的条约及外交关系之权”，“有管辖海关邮政盐务所之权，及管辖印花税行政之权”，“任命东三省政府行政长官之权”等等。
《报告书》提出的解决中、日纠纷的原则和办法，实质上是在尊重中国主权、实行东北自治名义下，用“国际合作”，即国际共管，取代日本的独占局面。
《报告书》最大的偏向是容忍侵略，迁就现实，反对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主张东北自治，实现国际共管。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将中国的东北划为非军事区。
这就使中国政府失去了在自己领土上驻兵的权利。《报告书》竟将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作法，说成是抵抗外来侵略的保障！
1932年11月21日，12月6日，“国联”先后召开理事会和全体大会，讨论并通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日本政府新任代表松冈洋右在会上大放厥词，诽谤中国有主义的危险。中国政府新任代表顾维钧对松冈的信口雌黄，进行了驳斥。
法国外长保罗彭古的发言，尽其咬文嚼字之能事。他说，法国主张遵守“国联宪章，整个宪章，唯有宪章。”
加拿大外长的发言，竟然公开为日本侵略罪行辩解。英法等国代表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的行径，使曾对英法抱有幻想的某些中国人士大失所望。
12月12日，“国联”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国家参加的十九国委员会。1933年1月8日，该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2月18日，又提出一个建议案和报告书。
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泰国弃权，通过了十九国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国代表投了赞成票，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决议。
日本代表声明拒绝大会决议，并率领整个代表团退出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外交部，电令中国出席国际联盟理事会代表施肇基向“国联”喊冤告状，乞求“国联”维护盟约，主持公道，迫使日本从我国东北撤兵，从这时起，“国联”开始受理中日事件，到1933年3月27日，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国联”止，历时18个多月。
“国联”在排解中日事件中，通过了三次决议，还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建立锦州中立区”计划，所有这些决议和计划，一一遭到日本的拒绝。
“国联”调解中日事件的失败，是这个软弱而又矛盾重重的国际组织推行绥靖主义政策和不敢开罪日本的必然结果。
事实证明，由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国联”，不可能真正主持公道，不可能从根本上维护和平，制止侵略。它貌似公允，实则偏袒日本的作法，只能起到掩护和怂恿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作用。
这对“一切依靠国联”，“一切听从国联”，视“国联”为“神物”和“救世主”的当局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强烈要求当局息内争，抗倭寇，但是，当局无视人民的正义要求，一味推行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义愤，许多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纷纷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举行。
“中国不亡于军阀时代，而亡于时代，尚有何颜忝生。与其死于日本枪炮侵略之下，毋宁死于疆场之上”。
26日，上海800余团体代表5000多人集会，通过决议成立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组织义勇军，要求国民政府出兵，驱除日军，收复失地。
同日，上海800余团体20万人再次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主持会议，会场气氛庄严、肃穆、热烈，场中白旗如雪，传单如雨，拥挤情况从未见过。
同日，广州召开反日大会，大街小巷到处都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醒目标语。28日，北平各界250余团体20余万人，在太和门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大会向全国发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外交方针，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最大敌人。会后分3路举行大，高呼“不抵抗主义”等口号。
在九一八后的全国抗日救亡浪潮中，广大学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这次的桥梁和先锋。
在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和金陵大学学生，分别于19日、20日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抵抗日本的侵略。
同日，中央学校举行了日军暴行大会，并会同东北三省旅京同乡以及东三省籍在军校和学校的学生1000多人，去中央党部，要求采取严厉措施对付日本的侵略。
“我以覆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之坟墓为誓，暂以热血，誓以赤心，誓以至诚，牺牲身家，牺牲一切，以扑灭侵略我祖国之敌人，以复兴我光华灿烂之祖国，我誓以亲爱至诚之精神，与我同胞同生死，共患难。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之。”
在此期间，其他各大中城市，如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福州、南昌、长沙、杭州、太原、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徐州以及香港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进行了各种抗日活动。
28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中央党部。队伍在风雨中前进，衣衫湿透，寒风刺骨，但秩序井然。
代表们提出对日积极备战，实现和平统一，恢复民众运动等6项要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随即离开中央党部，直奔外交部。外长王正廷拒绝接见，学生们冲破警卫阻拦，涌进二搂的部长办公室，把藏在桌子下面的王正廷拖出来，严词质问。王语言支吾，愤怒的学生将王殴伤。
“本主席效忠，早具决心，对于诸生自可接受”的书面保证。他发誓：“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收复，当杀蒋某人头以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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